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8日）在立法會聯席會議上的開場發言，為特區政府擬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條附屬法例，定下了清晰的法理與政策基調。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發言中，隱含著香港國安法治體系從「大框架建立」走向「微觀程序精準化」的動態演進。

非首次的技術微調

公眾或法律界在面對「國安修例」時，往往容易產生「是否有新限制」的疑問。對此，官方發言首先在歷史脈絡上作出了定位：這並非特區政府首次動用附屬法例或實施細則進行微調。從去年5月就駐港國安公署履行職責制訂附屬法例，到今年3月修訂《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皆展現了當局「動態修補」的施政風格。

正如局長所言，「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結時」。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激烈的現實下，法律文本很難做到一勞永逸，及時釐清執行機制中的細節模糊點，是普通法系應對新型風險的常見操作。

是次附屬法例的核心，在於釐清「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之機制。在法律實務中，「確定性」（Certainty）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

過去，一宗案件是否屬於國安案件，其衍生出的交替控罪是否適用國安審訊程序，在條文層面存在被法律攻防拉鋸的空間。新附屬法例借用了一直存在的「行政證明書」機制——即由行政長官認定某行為是否涉及國安。一旦這一「核心行為」被定性，整個案件的調查、拘捕、控告，以至同案中的「交替罪行」，在法律程序上便獲得了統一的標籤。

這種「行為定性決定案件性質」的邏輯，最大效益是消除了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不確定性。它確保了控方在提出交替控罪時，不會因為罪名轉換而導致保釋門檻或審訊模式產生程序衝突，從而提升了司法審訊的效率。

釐清權力邊界以安民心

值得留意的是，官方在解說政策時，敏銳地築起了「釋疑防禦線」。發言中連用三個「完全不會/不涉及」，明確指出附屬法例無新罪行、無新罰則、無新執法權。

這一點至關重要。它向市場及公眾傳遞出一個訊號：此次立法是一場「程序與技術的對接」，而非「權力的擴張」。對於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一般市民和商業機構而言，法律邊界沒有任何改變。

「早一日，得一日」的「先訂立，後審議」安排，反映了行政主導體制下對效率的追求。隨著這項附屬法例的刊憲與實施，香港處理國安案件的法律工具箱將變得更加清晰、規範，這也標誌著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正走向「精雕細琢」的程序優化。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