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舊物，翻出一張邊緣泛黃的結他撥片。把它握在掌心，那陣迷惘的燥熱感，彷彿穿透了三十多年的社工歲月，再度燙傷了我的指尖。

那時候的我，帶著剛大學畢業的滿腔熱血，選擇了當一個青少年外展社工。當時其中的服務對象是一群在邊緣中的私校初中生。他們常年出入煙霧繚繞的 Disco，組織著不被理解的搖滾樂隊；他們用精神科藥物模糊痛覺，在毒品的幻覺中尋求救贖，更在黑社會的刀光劍影裡堆砌那卑微的尊嚴。

為了走進他們那座長滿刺的孤島，我付出了無數個日與夜的陪伴。蹲在球場聆聽他們哭訴家庭的破碎、在排練室看著他們揮灑汗水、在急症室裡緊緊握著他們因藥物過量而顫抖的手。一年多的真心交托，我們熬出了一種極其緊密的互信關係，他們把我當成生命裡溺水時的浮木。

或許是對這份工作的投入和努力，還不足兩年，我便被提拔晉升為另一區的外展隊隊長。離開前，我懷著割肉般的遺憾，理性地為他們安排了轉介。在社會工作的專業神壇上，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戒律：終結關係後，前社工不應再主動接觸前服務對象，以免角色模糊。我只好咬著牙恪守著這份專業操守。那時的我，以為這就是合乎教科書的圓滿「結案」。

三年後的一個中午，我走在喧鬧的街道上，命運卻讓我重遇當年的服務對象阿輝(化名)，我看見他的眼睛有久別重逢的光芒。他執意要請我吃一頓午飯，在擁擠的茶餐廳裡，阿輝點了滿桌的飯菜。他一邊大口吃著，一邊無比迫切地跟我說自己在當代客泊車，有了穩定的正當收入。他反覆強調，自己早就和以前的損友斷絕了往來，再也沒有碰過毒品，正在努力過著一般正常人的生活。

看著眼前這個急於證明自己的大男孩，我的眼眶一陣發熱。他彷彿在用盡全身力氣告訴我：「黃Sir，沒有你，我一樣過得很好，不用再為我擔心了。」然而，我心底卻殘忍地浮現出一絲懷疑：他所說的，真的全都是事實嗎？代客泊車的背後，是否還糾纏著當年的幫派陰影？但我已無法確認，我已經失去了查證的身份，我不再是他當年的黃Sir。

「那……細強(化名)呢？他近來怎麼樣？」我強顏歡笑，試圖打破這份窒息感。

阿輝臉上的笑容在剎那間死掉。他緩緩低下頭，沙啞地說：「細強……去年在家裡上吊，死了。他長期吃太多不同種類的毒品，精神早就出了問題……」

這句話宛如一道晴天霹靂，在我的腦海中悍然炸裂，全身血液彷彿瞬間凝固。

阿輝猛地抬起頭，用一種近乎控訴語氣，顫抖著問我：「黃Sir，如果你當年沒有接受升職，如果你還留在我們身邊看著他，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你當初……為什麼要離開我們？」

面對阿輝那血淋淋的質問，我百感交集，喉嚨乾涸得發不出一點聲音。整個世界只剩下阿輝那句「為什麼要離開我們」在耳邊瘋狂地轟鳴。

這段經歷，成了我社工生涯中難以癒合的傷口。社工因為職責而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這從來不是朋友關係的延續，而是一段有功能性、有時限的「專業工作關係」。然而，服務對象不是檔案，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在他們還在灰暗的世界裡，社工是他們能抓到的依靠。因為社工受過的專業訓練，懂得運用同理心與傾聽技巧，在相處過程中，自然會讓服務對象對社工建立起極深的信任，甚至演變成心理倚賴。

當社工因為調職而必須親手斬斷這條紐帶時，無論做了多少次交代和解釋，服務對象儘管在理性上明白「這只是社工的工作」，但在情感上仍然感受到了被離棄。我們過去在建立關係時愈是強調「我會一直陪伴你」，在關係戛然而止的那一天，那柄名為「離別」的刀就扎得愈深。

在社工這條路上走了三十多年，送往迎來了無數的生命故事。每當因工作需要，必須跟服務對象告別，說「再見」的時候，我的心裡都無比沉重，也無比明白：再見也許不再會。我們能做的，唯有在陪伴的當下，傾盡深情、全力以赴。

我們要學懂和做好的，不只是與服務對象開始和建立工作關係，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結束工作關係。有始有終！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