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至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兩國元首就「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及重大國際地區議題達成八點成果共識。其中第七點明確提出：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2026年11月續行交流；並設立人工智能事件溝通渠道。

僅隔三日，9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白宮東廳設宴，舉辦「超級智能午宴」（Super Intelligence Luncheon）。副總統J·D·萬斯、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連同埃隆·馬斯克、黃仁勳等政商要角悉數在席，涵蓋美國大模型、晶片、半導體、互聯網、數據安全及創投領域的重量級企業。

席間，Google、Meta、OpenAI、Anthropic、xAI及Nvidia六家機構，簽署了一份單頁、自願、不具法律約束力的《白宮超級智能協議／前沿責任聯合承諾》（White House Accord on "Super Intelligence": Joint Commitment on Frontier Responsibilities）。參與企業將定期會商，就前沿模型的安全標準、評估方法與治理實踐協作，共同完善行業規範。此舉既可視為特朗普政府2025年《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的落地安排，亦像是即將啟動的「中美人工智能對話」的一項前置鋪墊。

在中美圍繞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展開「大國博弈」的背景下，筆者參照《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國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Framework）及《國家安全科學與技術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等美方文件與智庫論述，嘗試從華盛頓視角，梳理未來「中美人工智能對話」可能觸及的面向。

一、對話的基礎：像核競賽，也像核管控

在美國政府及智庫話語中，中美AI競爭常被類比為冷戰時美蘇圍繞核武及關鍵技術的較量。美方邏輯是：正如美蘇在長期螺旋競爭後，最終承認核不擴散符合雙方利益，中美至少在以下三個層面存在共同利益，因而具備保持溝道的動力。

（一）懼怕「失控」​

雙方都不樂見對方失去對AI系統的掌控。此處「失控」，既指政體不穩或行為難測的小國掌握AGI或Frontier AI（先進人工智能），並將其武器化；亦包括恐怖組織、極端團體、犯罪集團取得相關能力。此外，營運前沿模型的超大型企業爆發內部治理危機，或擁有巨額財富與資源的個人濫用先進AI，同屬美方界定的「失控場景」。

（二）需要「照應」​

AI競賽是一場終點模糊的超長跑。其發展牽動巨量資源，亦撬動極廣泛的產業與基礎設施。無論是AGI還是階段性先進模型，都不會終結大國間的競爭與相互借鑒。正如阿拉莫戈多沙漠的核爆，並未終止此後數十年的核軍備競賽。前路能見度極低之際，大國之間未必「攜手」，但必須「結伴」。

（三）防範「誤判」​

AI的原理、範式、能力臨界點皆充滿不確定性。當兩個大國競逐時，任一方為自保而採取的「升級動作」，若被對手解讀為進攻或挑釁，便可能觸發最壞假設。值得警惕的是，未來AI版「古巴導彈危機」，恐怕不會因某方單邊退讓而化解；在決策時間被壓縮的情境下，冒然釋出AI武器，後果將不可逆轉。因此，誠懇且常態化的溝通，是防險降級的必要設計。

簡言之，對「安全發展、可控使用AI」的共同預期，正是這場對話的地基。

二、對話的邊界：動態收放，聽取AI巨頭意見

美方可能從三個維度動態劃定對話邊界：中國的領先程度、中方「單邊保密」的意願與深度（由美方主觀研判），以及AI Titans（人工智能巨頭）的意見。

邏輯是：中國領先程度越高、美方判斷中方保密越深，對話邊界便越收窄，甚至關門。而在大量難以量化、模糊且突發的議題上，特朗普政府傾向聽取出席「超級智能午宴」的產業領袖意見——包括xAI／Tesla／SpaceX馬斯克、Nvidia黃仁勳、Google皮查伊、Meta朱克伯格、Anthropic阿莫代伊、OpenAI布羅克曼、Amazon貝索斯、Microsoft納德拉等。

綜合當前局勢，華盛頓或願在七大領域與北京持續溝通：

1. 開源及開放權重模型發展

2. 評估AI對現實生產力的提升幅度

3. AI驅動的科學研究

4. 監測AI科學範式轉變

5. 前沿模型內部機理的可解釋性

6. AI環境下的網絡安全

7. 前沿模型的國家安全風險評估

至於其他關鍵領域，華盛頓傾向「監控式接觸」甚至排斥，包括：前沿模型的意識形態內核、AI在物理世界的創新應用（自主無人機、自動駕駛、機械人、自感知建築等）、巨型科學數據集（個人信息及全基因組測序）、AI基礎設施（算力／能源／通信）、技術擴散與知識產權、AI供應鏈、技術堆疊成套出口，以及AI跨國聯盟、生物科技應用等。當然，「對話」與「排斥」的清單並非靜態，將隨技術與地緣演變而位移。

三、對話的內容：可歸納為五個面向

（一）開源與開放權重模型​

美方會持續追蹤所謂中國模型對美國模型的「蒸餾」。當下矽谷最強的開源及開放權重模型幾乎都來自中國，華盛頓勢必力撐私營部門加速追趕甚至反超。例如Nvidia正與初創企業Reflection（定位「開放權重前沿實驗室」，被稱「美版DeepSeek」）深度協作，憑晶片優勢搭建基於低成本開放模型的「AI工廠」——即黃仁勳構想中高度整合的Token生產線。

美方或有較強意願就此與中方保持溝通，推動模型「更開放透明」，既借鑒中國開發經驗，也為日後「管控」預作鋪墊。未來雙方或共同推動部分開源模型在商業與學術研究領域成為全球標準，並探討讓各國學界更易接觸世界級AI企業的算力、模型、數據與軟件資源。

（二）評估AI對生產力的真實拉動​

在工業、醫療、能源、農業、物流等領域，AI效益的顯現緩慢且不均。公共部門要據此調整法規，須對技術、工程、產品及使用者狀態作比較，而「比較標準」本身又非AI可脫離人類自行解決。例如，讓AI「設計一個最優國家醫療體系」，凡涉及不可量化之分配正義，AI無法獨自判定「最優」。無數個體與組織的偏好衝突，承載着文明底層的不可窮盡信息。這正是兩個最大經濟體需要持續互鑒之處。

（三）AI驅動科學、範式轉變與可解釋性​

美方智庫判斷，AI將重塑數學、物理、工程的發現方式，反過來推動AI科學自身範式轉變，並加深人類對前沿模型「黑箱」的理解。中美需共建科學共識，讓模型輸出可被解釋，確保在重大且難逆轉的議題上，人類保有即時決斷權。同時，開發相應接口、監督機構與關停機制，令先進AI具備可控性、邊界性與可關閉性。

《白宮超級智能協議》可視為由政府推動、從企業治理切入的一次嘗試。

（四）AI時代的網絡安全​

隨着AI編碼能力躍升，其在網絡攻防中的實用性急劇放大。中美同樣面對三重壓力：防禦成本高昂、政府互信受蝕、安全邊界模糊。AI驅動的攻擊更隱蔽、更難溯源；而同一模型既可研發藥物，亦可設計病原體，民用與攻擊性能力的界線日趨消融。

雙方可牽頭聯同主要國家，投資開發「通用型」AI網絡防禦工具，採安全設計、具韌性，可實時監測模型性能異動，對數據投毒（Data Poisoning）、對抗樣本攻擊等發出預警。

（五）前沿模型「出口」的國安風險評估​

前沿模型在社會治理、軍事指揮、網絡攻擊、生化核輻射、關鍵基礎設施等領域，均可能衍生新風險。美國既想推動AI技術堆疊成套出口，又須面對擴散反噬——先進技術在盟友體系內失控，最終回頭威脅自身。

儘管華盛頓對華擺出強競爭姿態，但作為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上合組織等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始終是美國在AI安全議題上「不可繞開、亦不可缺位」的對話方。與中方發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保持可控的信息與知識共享，對華盛頓而言，是現實選項。

四、中方的敘事坐標

2026年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講話《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明確指出：人工智能正從「數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既是增長新引擎，亦伴生內生與衍生風險；各國應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包容、多邊治理，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塑造AI價值觀，讓AI成為跨文明理解的工具。

結語

中美在通往先進人工智能的「黑暗森林」裏，更該彼此呼喊，借對方火炬的光，把技術推往契合人類普遍價值的方向，逐步形成一致的階段性預期與共同風險認知。

東西文明共同面對這場空前變局之際，「交易的艺术」或須讓位於「交談的艺术」。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曾憂心原子彈會點燃大氣與海洋；而人類歷史已證明、也將繼續證明——競爭的天性與共同求知的本能，終將載着文明邁入新的世代。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