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及6月1日兒童節旨在保障兒童的生存權、健康權、受教育權及撫養權，並喚起社會對兒童福祉的關注，反對一切形式的虐待與傷害。在此背景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下稱《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正式生效，標誌着香港兒童保護制度邁向制度化與專業化的重要里程。

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截至2月底共接獲66宗懷疑虐兒個案，涉及約70名兒童，整體舉報數字僅輕微上升，反映制度初步運作尚算平穩。《條例》涵蓋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衞生界別共25類專業人員，規定其在工作過程中，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或面臨嚴重傷害，須盡快作出舉報，違者最高可被判監三個月及罰款五萬元。同時，《條例》亦設有法定免責辯護及法律保障，以減低專業人員的顧慮。

近年多宗震驚社會的虐兒事件，凸顯制度改革的迫切性。由2018年女童虐待致死案、2019年女嬰死亡事件，到2021年「童樂居」事件，均反映現行機制在預防及早期介入方面存在不足。政府其後推出三層應急機制及《條例》，並啟動「保護兒童運動」，回應社會對制度改革的訴求。

近日兩宗事件再次將兒童保護議題推上風口浪尖，令準社工認為兒童保護權利十分重要。其一為學界知名籃球教練的體罰風波。被指捉住學生左手掌，強迫其多次自摑面部，事後學生更主動再自摑一次。這類型體育課有罰則未至不可容忍(如遲到垂直跳掌上壓)，但打臉不只是刑罰及過失，更正損害兒童及青少年他人的自尊，不可以容忍。立法會何議員公開表示事件「好小意思、無問題」，認為屬教練「用自己的方法教導學生」，不具侵害性或侮辱性，亦未構成普通襲擊，並主張在特定情況下應容許甚至制度化體罰。明白該位議員較為年長，因此提倡他認為年長的管教方法。利用嚴厲管教的管教方法是昔日不少成年人所學習的方法，但近年不少研究指出，利用和諧温柔的管教的方法較適合。作為準社工，必須嚴正表達，若果利用體罰或不少懲罰的管教模式，有損兒童及青少年的自尊心甚至可能產生以暴亦暴，絕不可忍，甚至有可能令兒童及青少年留下長時間的疤痕。

其二為涉及新生男嬰Danny的疏忽照顧案件。一對香港未婚情侶曾於芬蘭分娩，首胎夭折，次女因健康問題被瑞典當局接管。兩人回港後，在住所誕下幼子Danny，惟拒絕向入境處提交DNA報告證明血緣關係，導致Danny至今未獲發出世紙。二人其後因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警方拘捕。

警方表示，Danny出生後從未接受醫療檢查，經送院後雖未見表面傷勢，但因缺乏基本醫療跟進及身份登記，已對其福利及權益構成影響。社署隨即介入，安排送院檢查並申請保護令，法庭已指示將Danny送往收容所，後續安排將視乎評估結果，或包括向法庭申請監護令。

這兩宗性質截然不同的個案，正好突顯《條例》在處理「身體管教」與「疏忽照顧」時的適用範圍與實際挑戰。

《條例》將18歲以下人士界定為兒童，並清晰列出強制舉報者的責任與程序。然而，立法只是起點。多位議員已提出應全面檢討相關法例，包括更具體規範精神及情感虐待，並關注網絡欺凌、虛假資訊及深度偽造內容對兒童的潛在傷害。從準社工的角度而言，《條例》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它為前線人員提供清晰的通報框架，有助促進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及跨專業協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然而，近期事件亦反映社會對「何謂合理管教、何謂需要介入」仍存在顯著分歧。一般而言，虐待兒童包括身體虐待、疏忽照顧、性侵犯及精神虐待。值得強調的是，虐待並不必然達至極端程度才構成。例如，長期忽視兒童基本需要（如醫療照顧或身份登記），或以羞辱性方式進行懲罰，均可能對其身心發展造成深遠影響。精神虐待尤為隱蔽，但其創傷往往持久且難以逆轉。因此，不只是涉及襲擊，傷人，若過做的事情破壞嬰兒兒童及青少年人生的權利，或破壞原本的權益或利益均有可能違反法例。

如何準確界定介入的必要性與緊急程度？

這正是強制舉報制度最考驗專業判斷之處。社工及相關專業人員在評估時，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 行為是否已造成或可能造成身體、心理或發展上的傷害

- 是否涉及權力失衡、控制或對基本權利的忽視

- 兒童的年齡、情緒狀態及其所處環境

- 有關行為是否屬持續或重複出現

在非值班時間，專業人員同樣負有法定責任。如在日常生活中（例如球場、街上或社交媒體）出現合理懷疑，應盡快聯絡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熱線（2343 2255）或相關舉報渠道。若兒童正面臨即時危險（如嚴重受傷或生命受威脅），則應立即報警（999）。一般懷疑個案宜先由社工進行初步評估及分流，以避免不必要的刑事化處理。

在實務層面，專業訓練至為關鍵。香港保護兒童會提供的網上課程、模擬情境訓練及多專業個案會議（MDCC），均有助提升前線人員的敏感度與判斷能力。與兒童溝通時，應避免使用引導性問題，並清楚說明保密原則及其限制。這值得準社工，社工，社福界以及其他助人專業參與相關課程或專業培訓。有效識別兒童及青少年個案。

在制度發展方面，政府可進一步整合培訓資源，資助準社工參與跨專業工作坊，並擴展「保護兒童支援服務隊」的服務能力。同時，亦須警惕「審計社會」的風險: 若前線人員因害怕被追究而傾向過度舉報，制度或會偏離「以兒童為本」的初衷。

強制舉報制度的核心，不僅在於新增法律責任，更在於將保護兒童由「可選」轉化為「必須」。然而，專業判斷、清晰指引、充足資源，以及非以恐懼為本的問責文化，同樣不可或缺。唯有在「合理管教」與「兒童最佳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制度方能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而非在傳統紀律觀與現代保護理念之間製造新的張力。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