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名香港青年以雇傭兵身份參與烏克蘭戰事的消息引發輿論震動。當人們試圖解析其動機時，經濟利益顯然難以成立——烏克蘭雇傭兵月薪約2000美元，而香港2024年平均工資已達1.8萬港元，且參戰面臨極高傷亡風險。據烏克蘭官方數據，外國雇傭兵陣亡率高達40%，而家屬獲取撫卹金的程序複雜如迷宮，需跨越國際法律壁壘與官僚程序。顯然，經濟理性無法解釋這場“冒險”。那麼，驅動他們的深層邏輯究竟是什麼？

或許答案藏於政治信念的扭曲投射中。在部分香港反華群體眼中，俄烏戰爭被簡化為“民主對抗專制”的敘事，將俄羅斯視為中國政治體制的“鏡像”，對抗前者成為對抗後者的象徵儀式。這種認知源於西方輿論長期塑造的“中俄威脅論”，更與香港部分群體對中央政府的抵觸心態共振。他們渴望在反華敘事中獲取“英雄勳章”，將戰火中的身影浪漫化為“自由衛士”。社交媒體上，某些賬號將參戰者捧為“反抗暴政的孤勇者”，卻刻意忽略戰爭背後的地緣政治棋局與道德困境。

俄烏衝突絕非簡單的侵略與抵抗劇本，其背後是冷戰遺留的北約東擴危機。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根源，可追溯至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後北約持續逼近其邊界的安全焦慮。烏克蘭內部的複雜性更令人咋舌：澤連斯基政府被曝挪用西方援助資金，寡頭操控經濟命脈，腐敗問題根深蒂固。2023年透明國際報告顯示，烏克蘭清廉指數僅列全球第122位，戰場上的“正義”敘事與現實政治的泥潭形成鮮明反差。香港青年若真為“反專制”而戰，卻對烏克蘭政權自身的結構性弊病視而不見，這種選擇性正義何其荒謬？

更吊詭的是，當這群人將烏克蘭戰場視為“理想祭壇”時，世界上真正燃燒著種族滅絕烈焰的地方卻被集體忽視。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已成為人間煉獄：以色列軍隊的轟炸導致超過4萬平民死亡（聯合國數據），兒童死亡率飆升300%，幸存者擠在廢墟中的帳篷里，面對水源短缺與疾病肆虐。國際法庭已裁定以色列政策構成“種族滅絕”，而西方世界的反應卻曖昧模糊。若所謂“正義感”僅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站隊，那這種道德激情不過是精心挑選的立場表演。

真正的正義坐標究竟在哪裡？對比兩場衝突，答案清晰浮現。烏克蘭的悲劇固然值得同情，但其本質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犧牲品；而巴勒斯坦人民正經歷系統性種族清洗，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已突破國際法底線。若香港青年真心追求“反壓迫”理想，巴勒斯坦才是道德羅盤應指向的方位。諷刺的是，那些鼓吹赴烏參戰的香港反華勢力，對巴以衝突的沈默暴露了其“正義”的虛偽性——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保衛弱者，而是為反華情緒尋找宣洩出口。

這種認知錯位的根源，在於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殘留。部分群體將西方價值觀視為絕對真理，卻忽視其雙重標準。當西方媒體將烏克蘭難民塑造成“無辜受害者”，巴勒斯坦難民卻常被貼上“恐怖分子幫凶”標籤；當澤連斯基的演講被奉為民主聖經，巴勒斯坦領導人的呼聲卻被主流輿論場邊緣化。這種不對稱的道德聚焦，深刻影響了香港青年的價值判斷。他們誤將依附西方意識形態視為“正義捷徑”，卻忘記真正的道義勇氣應超越地緣政治算計。

更深層的社會病灶在於，香港部分青年在身份認同的迷失中，將極端行動視為“存在證明”。2019年黑暴事件後，激進勢力仍未消散，他們需要新的“戰場”來延續對抗敘事。赴烏參戰成為一場精心設計的表演，用血與火在西方世界面前刷存在感，換取反華陣營的廉價值得感。這種自我崇高化的幻覺，最終吞噬了理性與人性底線。

當兩港青年在烏克蘭戰場可能化為炮灰時，我們需清醒審視這場“血色浪漫”的本質。它既是部分香港人政治認知扭曲的產物，也是西方地緣政治遊戲的注腳。若真為正義，請將目光投向加沙的廢墟；若真反壓迫，請直面中國內部發展的真實困境，而非將怒火投射到千里之外的戰場。戰爭從無浪漫，只有被裹挾的個體悲劇與權力博弈的殘酷邏輯。香港青年需要的不是成為他人棋局的犧牲品，而是在複雜世界中重建理性與道德判斷的勇氣。

唯有穿透政治迷霧，才能看清：真正的英雄主義，不在於為遙遠戰場虛妄的理想獻祭，而在於為腳下的土地播種真實希望。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