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一，香港政府刊憲修訂《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新增條文規定：執法人員可要求涉及國安案件的「指明人士」提供密碼或解碼方法，不遵從最高可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

消息一出，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迅速發出「安全警示」，提醒美國公民這項法例「適用於所有人」，包括入境或甚至只是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又指港府擁有更大權力扣押與國安罪行相關的個人設備。香港政府隨即發稿反駁，強調修訂符合《基本法》及國安法規定，執法人員必須先向裁判官申請手令，有「合理理由」懷疑電子設備包含危害國安證據，才能扣押設備並要求提供密碼，「絕非能隨便在街上要求普通市民取出電話提交密碼」。

這場爭議的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要求涉嫌違法人士提供手機密碼，到底是「打壓人權」，還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合理手段？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方法，是看看美國自己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

香港修訂的條文，核心要件有三：第一，必須向裁判官申請手令；第二，必須有「合理理由」懷疑設備包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證據；第三，在獲得手令後，才能要求指定人士提供密碼。這套機制，與世界上大多數法治國家的做法並無本質區別。

那麼美國呢？我們分兩個場景看。

在刑事調查場景中，美國執法部門在獲得搜查令後，可以扣押電子設備。至於能否強制嫌疑人提供密碼，涉及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但關鍵是，這項權利有重大例外。根據美國法律界廣泛引用的判例，法院對「密碼」和「生物識別」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對待：強制提供數字密碼被認為是「證言性」行為，受第五修正案保護；但強制使用生物識別（指紋、面部識別），美國多數法院認為這「不涉及證言」，不受第五修正案保護，可直接強制使用。換言之，FBI扣押了你的手機，如果它拿不到你的密碼，它可以拿你的臉來解鎖——無需你「配合」。

然而，真正令香港修訂望塵莫及的，是美國的邊境搜查權力。

在美國邊境（包括機場、港口、陸路關口），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擁有一項被稱為「邊境搜查例外」的特殊權力：CBP可以在「無需任何懷疑」的情況下，搜查任何入境旅客的電子設備。具體規定如下：基本搜查，CBP官員可以在沒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直接要求查看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的內容；進階搜查，如果需要使用取證工具複製或分析數據，則需要「合理懷疑」；密碼要求，CBP可以要求旅客提供密碼或解鎖方式，拒絕的後果取決於身份——美國公民不會被拒絕入境，但設備可能被扣押數週甚至數月；非公民（包括遊客、留學生、臨時簽證持有者）則可能被直接拒絕入境、簽證被撤銷。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官方指引明確寫著：CBP官員的檢查權力「不受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約束」，無需事先申請搜查令。

對比一下香港的修訂：香港需要向裁判官申請手令、需要合理理由、針對涉嫌危害國安的人士。美國在邊境呢？任何人——無論有沒有犯法、無論是不是美國公民——都可能被攔下，無需任何理由，要求提供手機密碼。拒絕的後果：非公民直接拒絕入境，公民則扣押設備。誰更嚴苛？答案不言自明。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國會正在審議一項名為《保護邊境數據法案》的法案，試圖限制CBP的邊境搜查權力。該法案2025年4月已在眾議院提出。為什麼要提出這項法案？因為現行法律下，CBP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大到連美國自己的立法者都覺得需要約束。當美國自己正在立法限制邊境搜查權時，它的外交機構卻在批評香港的國安法修訂。這不是雙重標準，什麼是雙重標準？

美國的「安全警示」刻意隱瞞了一個關鍵事實：香港的法例需要法官手令，美國的邊境搜查不需要；香港針對涉嫌危害國安的人士，美國針對所有人。這不是「安全警示」，這是政治雙標的表演。

《論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美國自己不願意接受邊境無手令搜查、不願意接受強制提供密碼的後果，那它有什麼資格要求其他國家接受？如果美國認為自己的法律是「國家安全需要」，那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需要，為什麼就變成了「人權問題」？

當美國批評香港的國安法修訂時，它應該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法律是怎麼寫的，看看自己的邊境是怎麼做的。如果它做不到，就沒有資格要求別人做到。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