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35+顛覆案」罪成並已服刑人士早前陸續刑滿獲釋，惟社會關注並未隨刑期完結而消散，原因在於部分人士仍保留專業身份，其制度後續如何處理，直接牽涉公共利益與專業公信力。以郭家麒為例，他因「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4年2個月，並於去年4月下旬刑滿出獄。郭出獄後行事雖低調，但根據醫務委員會（下稱「醫委會」）註冊醫生名單，他現仍為註冊醫生，且列為泌尿外科專科醫生。換言之，在制度層面，他理論上仍可隨時恢復執業。市民不免質疑：在涉及嚴重罪行定罪的背景下，醫委會的把關工作是否跟得上？更重要的是，外界至今仍難以確認醫委會就此個案是否已正式啟動紀律程序、程序進展到哪一步、何時才有結果。

必須指出，醫生屬受法定規管專業，社會對其信任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建基於兩項核心：其一是專業能力，其二是品格操守。醫委會作為法定監管機構，肩負維護醫療專業聲譽、保障病人權益、鞏固市民信心的重要責任。當註冊醫生因可判處監禁的罪行被定罪，尤其屬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罪行，社會要求依法依規檢視其是否仍適合保留執業資格，並非所謂「政治打壓」，而是對制度一致性與專業底線的合理追問。

按香港法例第161章《醫生註冊條例》，醫委會對註冊醫生涉及定罪個案具法定跟進及紀律處分權力；如研訊後信納其犯有違紀行為，可作出包括警告、施加執業限制、暫停執業甚至除名等處分。關鍵在於：社會理解紀律研訊需遵循程序公義、尊重當事人權利，惟程序公義不等於程序拖延；依法處理更不應變成「久拖無期」。尤其醫療工作關乎生命健康，監管機構若長期欠缺必要交代，只會令公眾疑慮積聚，損害醫委會作為「守門人」的權威。

更何況，郭家麒服刑逾四年，外界亦關注其臨床工作或曾中斷，若日後有意復業，醫委會及相關制度是否具備足夠的把關安排，確保其持續專業發展、臨床勝任度與執業安全符合標準，避免病人承擔不必要風險。若社會觀感形成「刑責已了、專業照舊」，不但衝擊醫患互信，也會拖累整體醫療專業形象。

回看過去一段時間，曾有民間團體到醫委會請願，要求嚴肅處理、盡快交代紀律安排；惟至今所見，社會仍難以掌握是否已排期研訊、是否進入聆訊階段、以及何時作出裁決。這種「只見名單仍在、未見監管說法」的落差，令市民更難安心。醫委會更應以制度自信回應質疑：在不影響研訊公允的前提下，主動就程序狀態作出必要說明，包括是否已立案、是否已轉介至研訊、是否已排期及大概時間框架，避免社會長期在猜測中消耗信任。

有人或會問：紀律處分是否必然等同「撤牌」？制度上當然需經研訊並按證據與理據裁決。然而，從公共利益與專業操守的角度出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性質嚴重，對社會信任與專業聲譽的破壞亦極深。筆者認為，醫委會在依法完成程序後，若確認有關定罪事實及其對專業形象造成重大損害，應嚴肅考慮作出最嚴厲處分，包括撤銷其註冊（除牌），以示專業底線不可逾越，亦向社會清楚表明：醫生的白袍不只是技術資格，更代表對法治、責任與公眾利益的承擔。

總括而言，郭家麒已於去年4月下旬刑滿出獄，但其仍在註冊名單之上，而醫委會就個案是否已啟動紀律程序及其進展，外界仍未獲清晰交代。醫委會既要守住程序公義，亦要回應公共利益；既要依法保障當事人權利，更要以透明度與效率維護專業信任。唯有盡快交代程序、依法作出裁決，並在理據充分下對嚴重罪行作出相稱甚至最嚴厲的處分，方能真正守護病人安全、捍衛醫德底線。

（文章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