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欺詐案上訴得直：法律技術勝訴，公器私用事實不變】

香港高等法院今日（26日）裁定黎智英在「科技園欺詐案」上訴得直。判決一出，社會輿論隨即聚焦於案件的法律意涵。部分外媒及評論者認為案件涉及政治背景，甚至與新聞自由掛鉤。然而，若仔細閱讀判詞，便可理解今次上訴得直，完全屬於法律技術層面的問題，並未改變黎智英長期公器私用的事實。

案件背景

黎智英作為壹傳媒集團創辦人，與前行政總監黃偉強被指違反租契，容許「力高顧問公司」使用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蘋果大樓」，並未在公司大堂水牌顯示「力高」名稱，涉嫌隱瞞。案件涉及時間長達21年，由1998年至2020年。黎智英一方面透過蘋果印刷享受工業邨低廉租金及營運便利，另一方面又利用同一用地供「力高」處理私人事務。控方指其行為違反租契用途，令科技園未能行使租契下的權利，從而令相關公司獲益。

原審判決

2022年，黎智英與黃偉強被裁定欺詐罪成。黎智英被判監5年9個月，罰款200萬，並取消擔任公司管理層資格8年；黃偉強則被判監21個月，並已服刑完畢。原審法官形容案件為有計劃、有組織、歷時久遠的欺詐行為，並批評黎智英利用傳媒機構作「保護傘」，令科技園未能依法執行租契。黎智英其後提出上訴，挑戰定罪及刑期。

上訴裁決的法律意涵

高等法院上訴庭最終裁定黎智英上訴得直。原因並非否定其行為，而是租契條文存在不足，法律上出現疑點。根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法院必須撤銷定罪。換言之，法律裁定並不等於其行為正當，而是基於程序及證據標準的技術性結果。這正是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法院必須依據法律，而非政治背景作出判決。這個判案非常荒唐，也反映出香港司法獨立的情況，呈現出有贏有輸、結果各異的特徵。

行為事實與法律結果的區分

雖然法律上得直，但並不代表黎智英的行為沒有問題。事實上，他長期將工業邨物業用於「力高顧問公司」，並隱瞞科技園公司，持續21年。這些行為屬於客觀事實，只是因租契條文不夠嚴謹，令他在法律上逃過定罪。換言之，法律裁定並不等於行為正當。

法治精神的體現

今次判決亦再次證明，《基本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人，不論政治理念或背景，都可以依法上訴。法院會根據法律，而非政治，作出裁決。這顯示香港司法制度的成熟與透明。即使是具爭議性的人物，亦能依法上訴並獲得裁決，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此次上訴的判決結果，律政司仍有上訴機會，並表示會深入研究判決內容，以決定是否會提出上訴。

與其他案件的獨立性

需要指出的是，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已被判監20年。即使欺詐案上訴得直，他仍需服滿國安法案件的刑期。因此，欺詐案的結果並不影響其在國安法下的法律責任。

新聞自由與法律責任的區隔

最後必須澄清，新聞自由與法律責任應予以區分。此案屬於欺詐案，並非新聞自由案件。新聞自由並不等於可以違法，傳媒人雖享有第四權，但並不代表可以濫用公共資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將法律責任與新聞自由混淆，只會誤導社會。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