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的新聞自由調查樣本少，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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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外國媒體通訊員（correspondents)和本地記者（journalists ）加起來沒有上萬，也至少數千吧。那麼你若想在世界新聞自由日（每年的5月3日）發表一個調查，看看上述兩批人如何看今天香港特區的新聞自由，你的隨機樣本至少應有多少？沒有1000 也有800 吧﹗倘若你只是想知道有參加香港外國記者會（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Club，以下簡稱FCC) 內的通訊員（correspondent）和 本地記者（journalist）會員的意見；以FCC有超過1000名會員，其中屬上述兩類別的也至少有數百，那麼樣本總不至低於100 吧。當然，這樣的調查是很不科學的，因為不是每位香港記者都有參加FCC， 外國媒體通訊員亦然。但若你真的想這樣做個調查，也不是不可以；但其代表性便會受質疑，因為抽取樣本的局限性太窄。然而想不到FCC 在5月2日即世界新聞自由前夕，發表的香港新聞界狀況調查，竟然更窄，只有69個，即只有69名FCC的通訊員和本地記者會員回覆了調查。這少得可憐的樣本，得出來的結論，有價值嗎？科學嗎？合符統計學標準嗎？

更令人失笑的是FCC 主席李威廉在致會員的公開信中提到這個調查，並以此來自勉，說該調查結果「提醒我們仍有很多東西需要保護」。FCC主席還「引用瑪麗亞·雷薩的話，我們的責任是堅守陣地——捍衛長久以來一直是香港繁榮的關鍵驅動力的既有自由——並為我們仍擁有的東西挺身而出。」很有點悲壯味道。但FCC主席，我的好主席（因為筆者剛加入了FCC)，你的「悲壯」是建築在浮沙上的。因為這份「悲壯」只來自69 個樣本，而且不是69人都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變壞了。據FCC網頁，69人中只有43人覺得變壞了。我的好主席，你是否痴心錯付了？

更具諷剌意味的是在這封公開信中，FCC主席說：「在許多全球新聞機構要麼退出該市，要麼縮減其在香港的業務之際，我們的通訊員和記者會員的數量實際上有所增加——這證明了對我們俱樂部的方向和信譽的重新信心。」咦﹗若真的有這麼全球新聞機構退場了，那為何FCC的通訊員和記者會員的數量會上升了？這是那門子的「打壓」？

說到所謂「打壓言論和新聞自由」；若真有其事，那麼FCC應感受到這股寒風。然而有趣的是，同樣是這封公開信，FCC主席卻說：「在過去的兩年中，涵蓋香港事務的外國記者俱樂部新聞自由聲明的數量與之前兩年相比顯著增加；」注意是「過去兩年」「顯著增加」。主席還續說：「我們在五年的間隔後重新舉辦了外國記者俱樂部的新聞會議；我們舉辦了關於最大的本地問題的重要對話，從區議會改革到第23條；我們繼續為初級記者舉辦研討會。」咦﹗過去五年，即是說是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之後，該會照舊舉辦活動，且還涉及敏感且重大議題，例如23條和區議會改革。這是那門子的「打壓言論自由」？

其實FCC是一個說好我國和香港特區故事的平台，因為可以直面外國通訊員和本地記者。我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發言人黃景睿便曾善用這平台。黃景睿在2024年9月26日到該會發表午餐演講，闡述我國對香港政策，又回應了劉慧卿的提問。黃景睿充分體現了我國泱泱大國的風度和理直氣壯的氣度。香港是全中國最具國際化的城市，應善用這個城市來深化我國與外部世界的聯通。FCC始創自1943年的重慶，還見證了1945 國共兩黨重慶談判。今天在FCC的宴會大廳中掛在最當眼處的照片，便是1945年時毛澤東和蔣介石互相舉杯的黑白照片。這幀照片是所有寫到重慶和談這段歴史時，必不可少的照片。這個舉杯場地便是FCC當年在重慶的會址。

回說FCC這個調查，FCC內可能有些人總想秉持個別外國記者對香港的偏見，硬是要抺黑香港。其實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外國記者會都要受法律限制。你不能煽惑極端主義、煽動分裂你所在的國家；這些限制和言論及新聞自由無涉。FCC正在改選新一屆執委會，筆者期望選舉後，新的領導班子能做得更好一點，至少要批評香港特區時，也不要拿出一個只有69個樣本的調查﹗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