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融入」到「對接」：多元視角下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

2026年，香港迎來回歸以來首份五年規劃的制定。這座城市過往在國家五年規劃中的角色，更多是「被納入」與「被提及」；如今則需要主動編制一份屬於自己的規劃文本，與國家「十五五」實現全方位對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何君堯的公開言論提供了一個值得審視的切入點，但若將他的觀點與其他學者、政界人士的判斷並置，一幅更為立體的圖景便會浮現。

五年規劃的定位：共識與分歧

何君堯對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的基本態度是積極的，他希望借鑑澳門已編制實施自身五年規劃的經驗，全力以赴做好對接工作。他提出的兩項建議——發揮普通法國際調解與仲裁優勢、發展黃金交易市場——均以香港的制度資源為支點，核心邏輯是將自身不可替代的優勢嵌入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之中。

這一取向在學界得到了更為系統的理論支撐。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分析認為，香港回歸近三十年才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原因在於「政治阻力已經基本掃除」，社會各界對於香港必須發展新產業、加強與內地合作已形成高度共識。他進一步指出，當前歐美和新加坡、日韓等發達經濟體都在通過政府積極干預與引導來推動關鍵產業發展，如果香港繼續守著舊有的「小政府」模式，「其中的風險反而更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則以「江河入海」的比喻來概括這一轉變，認為國家「十五五」規劃猶如「大海」，香港的五年規劃就像「江河湖泊」，「只有融入國家『大海』，香港這條『江河』才能永具活力」。

不過，並非所有觀察者都認為香港應完全複製內地規劃模式。全國政協委員譚岳衡明確指出，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應以指導性、預期性目標為主，壓縮指令性硬性指標，以契合香港自由市場經濟與國際環境變動的特質，實現「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有機結合」。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也持類似立場，他認為香港的五年規劃不會照搬內地的硬性指標模式，因為「香港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缺乏大量國企作為政策抓手，經濟走勢受外部環境影響極大，硬性設定GDP增速等指標既難達成，也不符合香港的經濟運作邏輯」。

司法改革：何君堯的孤鳴與智庫的共鳴

在施政報告的司法議題上，何君堯的態度更接近持續的施壓。他對報告未提及司法改革表示「遺憾」，並主張主動聯絡南非、印度等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來港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其關切的核心在於司法系統的公信力與效率。

這一關切在智庫研究中得到了更為技術化的回應。民思政策研究所的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香港法庭一審案件量上升12.1%，但實質司法人手不增反減，空缺率高達24.2%，區域法院刑事案件輪候時間高達337日，遠超100日的法庭目標。該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張達明建議借鑑丹麥、挪威等法治指數排名高的大陸法系國家，設立補充性質的「職業法官」培訓路徑。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補充指出，法治指數前四名均為設有職業法官培訓的大陸法系國家，而普通法體系的英國、美國則十大不入，認為香港採用職業法官制度與現行普通法制度不會相互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的民調顯示，市民對容許法律系畢業生經培訓成為法官的建議，平均給予4.09分（7分量表，4分為中位數），「反映社會態度審慎開放，未見強烈抗拒」。這意味著何君堯的司法改革訴求並非孤立之聲，但其所主張的具體路徑——如為法官設立「國情班」——與智庫建議的國際化職業培訓路徑之間，仍存在明顯的方向差異。

財政紀律：盈餘的「含金量」與稅制辯論

在財政議題上，何君堯的批評更為直接。他指出2026年財政預算案錄得的盈餘是靠「碌卡」和「扑豬仔錢罌」而來，即通過發債和動用基金填補缺口，直言這種做法並不持久。他建議適度調高利得稅、薪俸稅及博彩稅率，並考慮徵收銷售稅以擴闊稅基。

這一立場在專業團體中引發了不同層面的回應。香港稅務學會會長石詠文指出，狹窄的稅基長期以來是香港現行稅制的顯著特徵，「由於稅基狹窄和政府收入受無法控制的外圍經濟波動所影響，政府收入並不穩定，而隨人口老化，市民對公共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使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問題更令人關注」。該學會建議政府全面檢視現行稅制及稅收結構，探討擴闊稅基的可行方案，包括研究引入間接稅。

然而，並非所有學者都認同加稅的時機。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萃才就提出警告，認為涉及民生的稅項定會惹來反彈，向企業加徵利得稅亦可能「得不償失」——因為香港最賺錢的首逾10%企業才需交稅，餘下70%至80%中小企很多因不賺錢或交很少稅而未被覆蓋。這意味著何君堯的加稅建議在短期內面臨顯著的執行障礙。

土地供應：遠水與近火的權衡

在土地房屋議題上，何君堯對「明日大嶼」填海工程的批評——造價高昂、需時逾十年、「遠水不能救近火」——在業界和學界中亦不乏共鳴。仲量聯行明確建議政府「集中發展北部都會區，並暫緩『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計劃，直至預期的住宅供應無法滿足需求為止」。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則提出替代方案，倡將擬建的洪水橋至前海跨境鐵路向南延伸至大嶼山欣澳，認為這條「前欣鐵路」既能讓大嶼山北部居民直達深圳，促進大灣區融合，又能解決新界西北未來的交通樽頸問題。

不過，在土地供應的優先次序上，何君堯與部分專業團體之間也存在張力。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認為，暫緩人工島項目對中短期的土地供應影響輕微，但並不認為政府應完全放棄該計劃。這反映出一個更為根本的分歧：在土地資源緊缺的現實下，「遠水」與「近火」之間的取捨，並非簡單的優先次序問題，而涉及對香港長遠空間戰略的不同判斷。

結語

何君堯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的立場，很難用「支持」或「反對」簡單概括。在五年規劃的宏觀方向上，他與劉兆佳、陳勇等人同屬「主動對接派」，但在具體路徑上，他與譚岳衡、莊太量等強調市場靈活性的聲音存在分歧。在施政報告的執行層面，他對司法效率、財政紀律、土地供應的關切與民思政策研究所、稅務學會的專業分析形成呼應，但其具體主張——如法官國情班、加稅——則在學界和專業團體中引發了需要進一步審視的爭議。瑞銀高級經濟分析師鄧維慎則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平衡：他認為五年規劃的關鍵不在於赤字，而在於資本開支的效率、長期收益和實際推進速度，「解決赤字的關鍵在於提升經濟增長，而不是削減有助長期增長的投資」。這種觀點提醒我們，對規劃的評價，最終應回到「執行的實效」而非「言辭的立場」。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是一次從「被動適應」到「主動謀劃」的轉型，而轉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多元聲音能否在一個務實的框架內形成合力。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