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必須百分百反映案件之嚴重性】

2020年初，香港發生了一連串爆炸事件，震驚各界。爆炸地點包括明愛醫院急症室、深圳灣口岸，以及羅湖港鐵車廂；這些地點均屬人流密集、公共設施，若犯案者真的成功引爆所有爆炸裝置，後果將不堪設想。同類爆炸案件絕對是對香港法治、公共安全及社會穩定的公然挑戰，其性質極為邪惡，絕不能輕視。

香港法庭尚在審理階段的這類案件，涉及八名被告，背景涵蓋程式工程師、入境處登記主任、大學生等等，他們被控《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下的「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等罪名。根據控方呈堂證據，包括閉路電視片段、通訊紀錄、化學品分析報告、炸彈製作工具及現場照片，如當天爆炸計劃成功，肯定涉及無數生命之非死則傷。

「口岸爆炸案」涉及的炸彈包括了在港鐵車廂放置的炸彈。控方案情指在2020年，羅湖港鐵車廂內被發現一個裝有爆炸品的袋子，港鐵職員將其移至月台站長室外等候警方到場，期間炸彈突然爆炸。控方在庭上表示，若炸彈在車廂密閉空間內爆炸，極可能導致人命傷亡；事件絕非虛驚一場，而是一次真正的恐怖行動，其危險性與破壞力不容低估。

另一宗爆炸事件發生於明愛醫院急症室男廁，同樣是在2020年，一名警署警長在明愛醫院急症室候診期間聽到爆炸聲，廁格底部冒出白煙與火光，現場發現炸碎玻璃樽與燃燒痕跡。醫院作為救人之地，竟成為爆炸目標，這種行為不但冷血，更是對整個公共醫療系統的挑釁。

控方也強調犯案者是經過周詳思索去實踐邪惡計劃，有關證據包括首三名被告何卓為、李嘉濱與吳子樂在案發前被拍攝到多次進出涉案單位，並運送鍋具與化學品；而李嘉濱更被拍到事前到訪明愛醫院，負責放置炸彈，控方也指他購買玻璃樽、煎鍋與硝酸鉀；至於何卓為，控方案情則謂在爆炸前於Telegram群組講出「煙彈，明天放」。明顯地，如果法庭接纳以上控方的說法，便有機會裁定這些行為並非偶然，而是有計劃、有分工的恐怖行動。

《反恐條例》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應對這類極端暴力行為。炸彈製作與引爆不僅危害人命，更破壞社會秩序與市民安全。 舉例來說，炸彈裝置具備遙控引爆功能，使用Telegram機器人程式操控，技術層面複雜，均足以顯示涉案者具備高度預謀與執行能力，及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有組織、有意圖的恐怖行動。

在這類嚴重案件中的年輕被告，往往是最令社會各界人士痛心疾首的！ 那些仍然在求學階段的被告，原本有機會在社會中發展事業、貢獻力量、有美好的前途及將來，卻由於受黑暴思潮煽動，誤信暴力能改變現實，最終走上不歸路。黑暴文化以「抗爭」為名，實則鼓吹仇警、仇中、破壞法治，令不少青年人誤以為違法是正義，暴力是手段。這種思想毒害深遠，破壞的不只是法律秩序，更是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與人生方向，最後步上所謂「違法達義」的不歸來。

在法律層面，《反恐條例》也訂明，若意圖導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傷害，並在訂明標的放置或引爆爆炸裝置，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在這類案件中對罪名成立的被告依法重判，絕對是合情合理，並屬維護法治與社會安全的必要行動。

有人或會質疑，是否應給予年輕人改過機會？儘管悔意與改過在性質輕微的罪行中的量刑是重要考慮因素。不過，在性質嚴重的罪行中，由於犯罪行為已構成嚴重程度的危害社會，故法庭必須對其予以重判，否則便會令刑罰失去足夠的阻嚇力，及因而未能達到杜絕同類嚴重罪行之目的。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爆炸案這類嚴重罪行不但危害人命，傷及無辜，更會增加市民在公共空間的恐懼。若任由黑暴思潮蔓延，社會將陷入恐懼與混亂。警方與律政司果斷執法，依法檢控，是對市民安全的堅定守護。

總結而言，「口岸爆炸案」是一宗極具警示性的案件，揭示黑暴思潮如何滲透社會、荼毒青年。社會各界應引以為鑑，加強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對法律與社會責任的認識，杜絕暴力文化。守護香港，維護法治，是我們每一位法律人與市民的共同責任。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