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罪成彰顯法治　言論自由絕非違法護身符】

「支聯會」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案今日（8月21日）終於頒下裁決，裁定「支聯會」、李卓人、鄒幸彤罪名成立，連同開審首日已認罪的何俊仁，四名被告全數罪成。隨著裁決頒布，案件終於水落石出，公義得以彰顯，更證明任何人、任何組織，均不可假借「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權」之名，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破壞憲制秩序的違法行為。特區政府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亦是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素。

事實上，「支聯會」多年來透過集會、刊物、所謂「紀念館」以至教材，不斷向香港社會、尤其向年輕一代灌輸一套敵我敘事，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央政府徹底敵視化。這並非單純挑起他人情緒，而是有意圖的煽動，猶如溫水煮蛙，在大眾心中一點一點種下仇恨與敵視，其破壞力比一場騷亂更深遠。須知權利與自由從來不是絕對的，煽動與顛覆並不以肢體暴力為必要條件，沒有動武並不等於行為就獲法律許可。法官陳仲衡亦明言，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下的「其他非法手段」包括非武力手段。「支聯會」在集會中不止挑動情緒，更是意圖煽動，且相信他人會從事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早已超越人權法律所容許的界線。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三人一直對中共及中央政府懷有敵意，堅持抗爭、絕不妥協。即使在《國安法》實施後，他們均明白該綱領抵觸《憲法》，卻「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守到底」。他們不單把自己「豁出去」，更鼓勵其他人效法，即使預期對方的行為會觸犯《國安法》、面對長期監禁風險，也毫不理會。因此，法庭按「歸責原則」，認定三人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把其違法意圖歸責於該組織，亦證明他們的行為及言論已不是「講幾句話」而已，而是有組織、有部署、有對象的煽動行為。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見記者時亦指出，「支聯會」經年累月在香港社會播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是不爭的事實，並歸納出「支聯會」有三大慣用手法：其一，以「人權」、「自由」作擋箭牌，把違法行為包裝成普世價值；其二，勾結外國或外部政治勢力，借外力施壓、抹黑國家；其三，不斷在活動中加入新元素、新議題，刻意激發參與人數、抬高大眾情緒。

說到「外部勢力」，「支聯會」多年來都被質疑為「外國代理人」。「支聯會」多年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相關網絡的資助與扶持；李卓人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翌日，即以視像形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公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制裁香港，其後美方簽署所謂「香港自治法」，時序之緊密絕非巧合；何俊仁是長期依靠NED資助運作、與「台獨」及海外反華分子關係密切的華人民主書院創會董事；鄒幸彤則曾出任與NED關係密切的組織要職，並出席受NED資助的反華組織活動、與達賴喇嘛會面。

「支聯會」不止與外國勢力關係密切，其惡行亦不勝枚舉，包括當年「支聯會」拒交資料，鄒幸彤還以「不欲開壞先例」為由抹黑執法部門「濫權」。市民走在街上，警方查核身份證都有配合的義務；一個涉嫌收取外國資助、財政透明度極低的政治組織，單看以數百萬元購入商業單位而年度收入更低的帳目混亂疑點，竟自命可以凌駕法律、自選是否守法，這正是要靠今日的裁決來糾正的錯誤示範。

歸根究柢，這宗案件的深層意義在於「正本清源」。《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及效力來源，沒有《憲法》這個「根」和「源」，就沒有《基本法》、沒有香港特區。「支聯會」長期將以西方制度獨尊為前提的政治主張，否定中國自身憲制秩序和發展道路，本身已充滿意識形態偏見；若再配合外部勢力抹黑國家、干預香港事務，便更具危險性。

香港經歷過黑暴和外部勢力干預的傷痛，社會早已明白國家安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市民安居樂業、經濟正常運作、法治得以維持的前提。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一國兩制」；沒有憲制秩序，就沒有香港的高度自治；沒有依法懲治危害國安行為，香港便可能再次陷入動盪。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支聯會』長期以來蓄意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透過不同手段意圖激起市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厭惡、憎恨等情緒，煽動群眾顛覆國家政權。各被告長期以來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其陰謀昭然若揭，必須予以懲治。」

「支聯會」案各被告被裁定罪成，公義得以彰顯，亦讓公眾清楚知道，理性批評、學術討論、和平表達，一直受到法律保障；但當言行的目標是危害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和執法機關依法辦事，司法機關按事實和法律獨立審判，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堅定落實《香港國安法》，是對國家的責任，也是對香港市民、對香港未來最基本的保障。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