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布首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這份文件的篇幅很大，涵蓋房屋、醫療、扶貧、勞工、創科、長者政策、綠色轉型、AI推動等多個層面，反映出政府希望用一個更長遠的框架去整理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從城市治理角度看，這是一次系統化的重新布局；從市民生活角度看，這份規劃不只是談經濟增長，更明確把社會民生、可持續發展與生態保育一起放進同一張藍圖之中。香港一向講求效率，但當城市發展進入另一個階段，如何在擴張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就變成一個不能再迴避的問題。
若只用幾句話概括這份五年規劃，重點大致離不開「綠色轉型」、「北都發展」、「居住問題」、「創科人才培育」、「社會保障」與「高質量發展」。然而關於生態保育與動物保護的內容也有些篇幅提到，這次不再只是附帶提及，而是具備清晰路線、立法節奏與政策語言。
香港在《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35下，開始把保育、城市建設與公共教育程度連成一線，意味著動物議題已不再是零碎的社會聲音，而是正式進入公共政策核心。這種轉變非常關鍵，因為它直接回應了過去多年社會對虐畜、飼養責任、野生動物保護與跨境生態合作的長期訴求。
五年規劃中，政府明言會在今年年底就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非法管有或使用狩獵器具等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並爭取在明年完成修例工作。這句話的分量很重，因為它代表政府不再只停留於口號式的「關愛動物」，而是把執法、罰則和法例更新放上時間表。多年來，動保團體一直批評現行制度存在阻嚇力不足、執法困難和法例過時等問題，這次五年規劃終於回應了這些關切，尤其是將「妥善照顧動物」與飼養者責任一併提出，意味著責任不再只屬於救援者和志願團體，而是回到飼主本身。
更重要的是，政府據報會賦權漁護署人員，在成功申請手令後可直接進入私人處所執法及檢走動物，這一步尤其關鍵。過去不少虐待動物個案之所以難以處理，原因就在於部門之間權責交界模糊，實際執法往往要依賴警方協助。若未來法例能補上這個缺口，將有助提高行動效率，也令制度更具實質保護能力。從國際趨勢看，歐美多地早已把動物福利視為公共治理的一部分，香港這次若能跟上步伐，不僅是追趕，更是補課。
在眾多修例建議之中，「禁止為美觀而剪耳剪尾」也值得關注。這並不只是獸醫技術或飼養習慣的調整，而是價值觀的轉向。當社會開始明確界定，寵物不是用來展示主人的審美、身份或控制欲的物件，而是應被尊重的生命個體，法律便有責任把這個界線劃清楚。據消息所指，只有醫療原因才可例外，這正好與近年國際動物福利討論一致，即任何沒有醫療必要的身體改造，都不應被包裝成「美觀」或「傳統」。
近年罕見發生狗咬死人和狗咬狗事件，政府亦會即時檢視《危險狗隻規例》，考慮加重大型犬隻在公眾地方沒有繫上狗帶的罰則，甚至研究為飼養大型犬或格鬥犬的狗場設立發牌制度。這些措施看似針對個別情況，實際上反映的是整體監管思維的提升。香港人口密集，公共空間有限，人與動物共享城市，本來就需要更清晰的規則。要推動「人寵共融」，不能只談感情，也要講責任；不能只強調陪伴，也要有秩序。當局這次把罰則、教育與監管放在同一框架內，正是朝着這個方向前進。
五年規劃不只關注貓狗等伴侶動物，對野生動物及海洋生態也有篇幅。政府將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加強保護出現在香港水域的鯨豚類動物，並把《觀豚指引》相關規定納入法例考慮之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為近年香港水域的鯨豚擱淺與受干擾問題備受關注，單靠宣傳或業界自律，已不足以應對愈來愈複雜的海洋活動壓力。當臨時保護區的概念被納入制度，代表香港開始學習用更精細的方式去處理海上人為活動與野生動物生存空間之間的衝突。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是與內地深化生態合作，包括落實「深圳梧桐山—香港紅花嶺生態廊道」、完善粵港中華白海豚保護，以及推進跨境野生動物救護協作。這些安排說明香港的動物保育不再只看本地邊界，而是以區域生態系統作單位去思考。這種視野很有必要，因為候鳥遷飛、海洋生物活動和生境連通，本來就不是行政區劃可以切割的。當保育進入跨境協作階段，香港的角色也會更成熟，不再只是守住一小片綠地，而是參與整個區域的生態治理。
從這份五年規劃看，香港對動物的態度正在發生明顯變化。過去社會談動物，多半停留在個案譴責、輿論憤怒和救援呼籲；現在則開始進入制度設計、執法權責、教育推廣與跨境保育的層面。這表示香港已不再滿足於「出了事才處理」，而是嘗試建立更完整的前置保護機制。這種轉變，對動物是福音，對城市治理也是一種成熟。
說到底，一個城市如何對待動物，往往反映它如何理解生命、責任與文明。香港若能把這次五年規劃真正落實，從虐待動物執法、寵物飼養規管，到野生鯨豚保護和生態廊道建設，都一步步做實，那麼這不只是一份政策文件的成功，更是城市價值的升級。當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不再對立，當城市治理願意把生命放回中心，香港才真正有機會走向一個更有溫度、秩序、和諧的未來。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