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求庇不遂淪棄卒　「國際線」終成斷頭路】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早前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譚耀豪於11月5日在高等法院判他監禁10年，其中兩個月兩日與「35+串謀顛覆政權案」餘下的刑期同期執行。黃之鋒原定明年1月出獄，判刑後變相加監約9年10個月，預計要到2036年尾才刑滿。他是國安法生效以來首位同涉兩宗國安案而被判囚的被告，兩案合共服刑14年6個月，總刑期屬歷來第二高，僅次於黎智英。

案情指出，黃之鋒與潛逃的羅冠聰等人，在國安法公布前已發起所謂「國際戰線」運動。國安法生效後，他們在2020年7月至11月期間仍然不收手，繼續發起聯署，並透過社交媒體及外國主流媒體，「乞求」外國制裁中央及特區官員。其間，美國制裁了15名主要或高級官員，撤銷香港在美國法律下的特殊待遇，又中止移交逃犯等協定；英、德、法等國亦先後中止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定。

根據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犯此罪一般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庭強調，國安法不具追溯力，黃之鋒被定罪，純粹基於他在國安法實施後的行為。不過，根據已確立的法律原則，法庭量刑時可以把他之前的活動列作背景考慮。法官以13年為量刑起點，扣減認罪因素3年後，刑期剛好落在「罪行重大」一級的下限10年。換言之，正因為受制於刑期下限，他即使及早認罪，也無法獲得全數三分一的扣減。以實例比較，同屬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的黎智英，早前被判監禁15年。黃之鋒的13年起點略低於此，可見法庭因應案情輕重而有所分別，並非一刀切重判。正如湯家驊所言，黃之鋒具西方影響力，傷害性不能與一般人相提並論。

法官列出七點理據，裁定案件屬「罪行重大」：

一、案發時社會動盪，國家安全及法治面對極高風險；

二、黃之鋒等人公然與外國高官會晤，乞求制裁，並經西方媒體向本地及國際受眾傳播；

三、國安法實施後，他們仍繼續推行計劃，並刻意調整角色；

四、黃之鋒與羅冠聰角色雖然不同，但同樣關鍵，黃完全知悉羅在海外的行動，並發文聲援；

五、兩人是案中主謀或主腦，屬最前沿的倡議者；

六、兩人曾促成外國實施制裁，其持續呼籲在當時的地緣政治氛圍下，確實可能令制裁得以落實；

七、這些制裁嚴重影響及危害國家安全。

更值得深思的是，黃之鋒所依靠的「盟友」，在關鍵時刻並沒有伸出援手。兩名美國記者Shibani Mahtani及Timothy McLaughlin在2023年出版《Among the Braves》，書中披露，黃之鋒在國安法通過當日（2020年6月30日）早上，於聖約翰大廈與兩名美國外交官會面，臨別時說：「我想入美國領事館。」因聖約翰大廈並不享有領事保護，但美方沒有答應。7月1日，前眾志成員敖卓軒以黃之鋒名義電郵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聲稱黃會成為被捕目標，請求美國保護。蓬佩奧召集幕僚商討，結果排除了讓黃進入領事館的方案，因為美方當時準備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可見黃只是一隻已沒用途的棋子，不值得美方為他影響在中國的部署。

至於經水路把他送往台灣海峽或南逃菲律賓的方案，亦因怕被中方截獲、演變成國際事件而作罷。美方事後甚至沒有把決定通知黃之鋒。到了8月，敖卓軒再向佩洛西及魯比奧求助；身在英國的羅冠聰亦曾私下與蓬佩奧見面，講述黃的困境，但事情始終沒有轉機。進一步看出美政府暗地裡更重視中美關係，而非如暴動期間因有政治籌碼而作出全力支援。

同年9月，黃之鋒被捕。一名參與決策的官員坦言：「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當前，你會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這句話說到底，就是在利益面前，黃之鋒隨時可以被犧牲。反觀同案主腦羅冠聰，早已潛逃海外，至今仍被通緝，免受牢獄之苦；留港的黃之鋒卻要獨自承擔刑責。兩人際遇對比，黃之鋒淪為棄卒，已是不言而喻。難怪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期望，黃之鋒能在獄中了解自己如何「被美西方出賣」。

美國記者出書揭露黃之鋒多番尋求美國庇護，足證他並非如支持者所想般視死如歸，更談不上是甚麼抗爭圖騰。法庭綜合七點理據，以13年作量刑起點，既與國安法的法定框架相符，亦反映罪行的嚴重性，量刑起點恰當，罰當其罪。這宗判決亦清楚說明，所謂「國際線」從來不是護身符，挾洋自重者最終只會自食其果。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