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不能只看KPI：從準社工視角反思基層精神健康支援】

政府近日公布首份《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標誌着本屆政府在扶貧理念上的重大轉向：由過往以「貧窮線」作為主要參考，改為以多面向框架識別最需要幫助的群組，並強調「精準扶助」、「主動識別」與「政、商、民協作」。從政策表述來看，這是一套更重視生活處境、更貼近個別需要的扶貧思路；但若從準社工的角度觀察，我們更應關心的是：當政府開始把扶貧從「收入問題」擴展為「生活困難」時，精神健康會否真正被看見？還是仍然只被當成扶貧工作中的附帶議題？

這個問題並不抽象。對不少基層家庭而言，貧窮從來不只是「無錢」，而是一種長期壓力狀態。它會滲透到睡眠、情緒、親子關係、婚姻關係、工作表現、社交參與，甚至影響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換言之，貧窮不單侵蝕生活資源，也會侵蝕心理資源。若只以經濟數字衡量扶貧成效，就很容易忽略那些未被統計、但卻日日影響家庭運作的精神健康問題。

貧窮與情緒壓力

在準社工實務與社會政策觀察之中，貧窮最常見的後果之一，就是慢性壓力。這種壓力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長期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壓迫感」：租金要交、飯錢要省、學費要想辦法、老人家要照顧、孩子要教、工作要保住，樣樣都不能出錯。當一個家庭長期處於這種狀態，情緒緊張、易怒、失眠、焦慮、無力感，往往會逐步出現，並非單靠一句「放鬆啲」就可以化解。對準社工來說，理解貧窮不能只停留在「缺乏資源」，而要進一步看見「缺乏喘息空間」。很多基層家庭不是不努力，而是太累。家長可能同時兼顧工作、照顧子女、處理長者健康問題，甚至還要面對突如其來的失業、房租加租或醫療開支。當生活沒有緩衝，人的心理承受力就會快速下降，情緒問題也就更容易爆發。這時候，表面看似是個人問題，其實往往是結構壓力的結果。如果政策只提供有限度經濟支援，而沒有對應心理支援，便可能出現一種危險情況：家庭雖然「沒餓死」，但精神上已經撐不住。這種情況尤其常見於單親家庭、劏房家庭、照顧者家庭及高齡家庭。它們在統計上可能不一定最「窮」，但在生活上卻往往最「困」。

單親家庭的隱形負擔

今次報告把單親家庭列為目標群組之一，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單親家庭的困難，從來不只是少了一個收入來源，而是整個家庭系統都面臨重新調整。單親家長既要擔任供養者，也要擔任照顧者、情緒支持者和家務管理者；一旦外部支援不足，壓力便會快速累積。

從準社工角度看，單親家庭最常見的並不是「單一危機」，而是「連鎖危機」。例如，家長因為要接送子女、照顧功課和處理突發問題，工作時間變得不穩定；工作不穩定又會影響收入；收入不足便進一步增加焦慮；焦慮又會影響與子女的互動，令親子衝突上升。久而久之，家長可能感到自己「樣樣都做唔好」，從而產生羞愧、自責和情緒耗竭。這種壓力對兒童的影響也十分深遠。兒童並不只是旁觀者，他們其實會非常敏感地接收家中氛圍。當家長長期處於焦慮和疲憊之中，孩子可能會出現退縮、易怒、專注力下降、拒學，甚至以行為問題表達不安。這也是為何扶貧政策若只處理「家庭收入」，而不處理「家庭功能」，支援便很難真正到位。今次報告提到課後託管服務減輕了家長壓力，並改善親子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對單親家庭而言，託管不只是時間安排工具，更是一種心理安全網。它讓家長有機會喘息，也讓孩子有穩定照顧。這種支援看似平凡，卻正是防止家庭進一步惡化的關鍵。

劏房與心理耗損

劏房不只是住屋問題，更是精神健康問題。當一家人長期擠在狹窄空間裏生活，人的情緒與關係都會被壓縮。沒有私隱，意味著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沒有空間，意味著休息、學習、吵架、冷靜都難以分開。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生活質素問題；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這往往是成長環境問題。準社工在看劏房家庭時，不能只問「住得夠唔夠」，還要問「住得點樣」。因為空間不足會直接影響家庭互動模式。家長想管教子女，但家裏沒有地方分隔情緒；孩子想做功課，但旁邊有人煮飯、睡覺、講電話；老人家想休息，卻無法遠離嘈雜環境。這些日常摩擦日積月累，最終會變成壓力、衝突與無力感。

社區客廳之所以有價值，不只是因為它提供地方，更因為它提供「離開壓力場」的短暫出口。這種出口對心理健康十分重要。人在情緒長期繃緊時，往往需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一個可暫時放鬆的環境。從社工角度看，社區空間能帶來的，不只是便利，而是關係重建、情緒調節與社區連結。這些看不見的效果，往往比單純金錢援助更接近精神健康支援的核心。

長者的孤獨與抑鬱

政府今次把全長者戶列為重點群組之一，也反映人口老化下扶貧工作的新現實。對社工來說，長者貧窮的問題，很多時候不是單純金錢不足，而是孤獨、失連與功能退化。尤其是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他們面對的未必是飢餓，而是無人傾訴、無人協助、無人發現需要。精神健康在長者身上常常表現得較隱晦。長者未必會直接說自己抑鬱或焦慮，反而可能表現為少講話、少外出、食慾下降、失眠、記憶變差、身體不適，甚至拒絕接觸外界。若社區支援不足，這些訊號便容易被視為「老化正常現象」，而錯過早期介入的機會。其實，很多長者的情緒問題並不是因為不堅強，而是因為長期缺乏陪伴與尊重。

關愛隊主動接觸長者、提供轉介和探訪，這種模式從預防角度看是正確的。因為對一些隱蔽長者來說，問題不在於他們不需要幫助，而在於他們不會主動求助。準社工視角提醒我們：愈是沉默的人，愈可能是最需要被看見的人。扶貧若只等人上門申請，很多真正脆弱的人便會被漏掉。

青少年的自我價值

「共創明『Teen』」這類項目之所以重要，不只在於它幫助青少年接觸師友、擴闊眼界，更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對抗自我否定的機會。基層青少年經常在成長過程中接收到「你不夠好」、「你沒有選擇」、「你只能這樣」的訊息。這些訊息未必來自明言打擊，有時只是來自環境：住屋狹窄、家庭緊張、資源不足、同儕比較、升學壓力。準社工十分重視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因為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會影響他如何面對未來。若青少年長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沒有機會、沒有被重視，他便更容易陷入無力感、退縮或自我放棄。相反，若他在計劃中遇到穩定支持、肯定與啟發，便可能慢慢重建信心，對學習、職涯和人生有更多想像。因此，扶貧若真要「造血賦能」，就不能只理解為技能訓練或就業準備，更要理解為心理賦能。青少年需要的不只是「出路」，還有「相信自己可以有出路」的能力。這正是社工在青年工作中經常強調的核心：先恢復希望，再談規劃。

社會支援與復原力

精神健康支援不應只在危機發生後才出現。很多時候，最有效的支援是提升家庭和個人的復原力，令他們在面對壓力時不至於迅速崩潰。社工工作之所以重視社區、家庭和關係，就是因為復原力不是天生擁有，而是可以在連結與支持中慢慢建立。今次報告強調政、商、民合作，從社工角度看，這種跨界別協作如果做得好，確實可以補足政府單靠資源投放未必覆蓋到的部分。例如商界可以提供職場體驗、參觀機會與資源；社福機構則可提供專業評估、個案跟進和地區網絡；政府則負責制度設計與資源分配。三者互補，理論上可以形成更完整的支援鏈。但要留意的是，協作不能取代責任。政府可以引入更多合作夥伴，但公共政策的核心仍然是確保基本公平與普及性。如果太依賴個別項目、慈善資源或企業善意，扶貧就可能變成不穩定、不可持續、地區差異極大的服務拼盤。真正的社會安全網，應該是制度化、常態化，而不是只在亮點項目中才看得到。

如何看見需要

對準社工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項目，而是有多少人被真正看見。精神健康問題往往隱蔽，尤其在基層社群之中，更常被生活壓力、經濟焦慮和文化觀念所掩蓋。很多家長不會說自己情緒差，只會說「最近好攰」；很多長者不會說自己孤獨，只會說「冇乜嘢做」；很多青少年不會說自己抑鬱，只會說「唔想返學」。如果沒有敏感的識別機制，這些訊號就會被錯過。

所以，精準扶貧若要真正前進，下一步不應只問「幫到幾多人」，而應該問「幫助是否觸及心理層面」、「有沒有減少壓力」、「有沒有改善家庭關係」、「有沒有提升求助意欲」。這些問題比KPI更貼近社工專業，也更接近基層生活的真實樣貌。

從準社工的角度看，今次精準扶貧報告的價值，在於它開始承認貧窮不只是金錢不足，而是多重困難交織的生活狀態。這種政策轉向值得肯定，因為它讓扶貧不再只是派錢，而是回應生活中的空間、時間、照顧與連結需要。可是，當政府把「貧窮」改寫成更寬闊的「困難」時，也不能因此模糊了精神健康的核心位置。真正的扶貧，不是讓人勉強撐住，而是讓人有機會重新恢復力量；不是只令家庭勉強運作，而是讓家庭重新連結；不是只看服務滿意度，而是看人的狀態是否真的改善。若精準扶貧要走得更遠，就必須同時看見經濟困境與心理困境，把精神健康從附屬位置，提升為扶貧政策的核心考量之一。這樣的扶貧，才算真正對人有益，也才更接近「以人為本」的初衷。

羅浚軒(Andy)，準社工，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